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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年紀越大越容易回憶過去的事情，近來，我就常常想起45年前與胡耀邦同志一同在黃湖勞動生活的情景。
　　那是1969年4月，我所在的團中央機關和直屬單位上千名同志全部遷移到河南潢川縣黃湖農場。胡耀邦同志參加完中共“九大”，過了“五一”也來到了這裡。
　　當時黃湖正值插秧季節，綠油油的秧苗一行行，整齊排列著，遠遠望去真是喜人。然而，一群群麻雀不時飛來糟蹋秧苗，為了減少損失，一連派耀邦同志去秧田趕麻雀。我隨二連同志扛著鐵杴上大堤修堤，路上看見耀邦同志左手拿槌，右手拿鑼（耀邦同志是左撇子），像個盡職的哨兵。麻雀飛來剛停下，突然“嘡”的一聲鑼響，它們被嚇得一哄而散。秧田東邊鑼剛敲完，西邊麻雀又來了，耀邦同志再趕到西邊去敲鑼。他非常認真，忙得不亦樂乎，臉上掛滿了汗珠。有人跟他開玩笑說：“胡耀邦，你敲一記鑼得值五角錢啊！”（耀邦同志當時是中央五級幹部，月工資343.7元）
　　1970年我所在的二連轉移到白虎崗，與中國青年雜誌社八連合併成二八連。那年10月，軍代表為了耀邦同志做檢查，讓他輪流到各個連隊參加勞動，征求意見。記得耀邦同志到我們連那天，正趕上我們修豬圈要運土，他二話沒說，就和我爭著推架子車。我眼疾手快，車讓我抓住了，耀邦同志只能去拉繩子，我倆一人拉一人推。突然中國青年雜誌社的夏澍叫起來：“胡耀邦，你的繩子拉彎啦！”耀邦同志哈哈大笑，指指後面，意思是我使勁太大了。
　　當年，黃湖陰雨綿綿，道路泥濘，人走著走著腳就拔不出來，一使勁鞋子便陷在爛泥里。牛車拉糧食，運東西，車輪經常陷入爛泥，大家傷透了腦筋。為此，校部決定用架子車去100裡外的大別山腳下拉石頭修路。各連隊人人都搶著報名參加。當時，耀邦同志也在其中。出發那天早晨，天氣晴朗，卡車載著多輛架子車。
　　我和《輔導員》雜誌社的劉素文及中國青年雜誌社的一名同志，三人一組，兩個人拉，一人推，架子車慢慢地走著。耀邦同志的車是一連的最後一輛，我們的車是二八連的頭一輛。半路休息時，我走到耀邦同志那裡說：“您看，100多輛架子車走在公路上浩浩蕩盪，這場面真壯觀，好像是兩萬五千里長征。”耀邦同志抽了一口煙說：“哪能像啊？當年兩萬五千里長征敵人在後面追趕，頭頂上有敵人飛機盤旋。我們這個‘長征’是和平年代里的長征，算不得什麼。不過，長征那時候，我因病睡擔架，是別人抬著我走的……”
　　1971年3月，我從二八連調入機務連工作。7月1日機務連新發電廠建成，開機發電，耀邦同志來電廠參觀。我正在調整輸出電流的頻率，耀邦同志看到我笑著問：“小厲，你是搞電的，我問你兩個問題，當今世界上容量最大的發電機是多少千瓦？我國造的最大容量的發電機是多少千瓦？”我一時語塞，臉紅了。我因多年在幹校勞動，沒關心這些，所以回答不出來。耀邦同志見狀沒有責怪，他說：“你是搞電的，你就要知道當今世界水平和國內水平的差距有多大，這可以激勵年輕人上進。”
　　後來，我查閱有關資料，也找到了答案，就去耀邦住處向他彙報。那天是休息日，天氣炎熱，走路也出汗。陳逸文同志陪我去的。巧的很耀邦同志正在請大家吃西瓜。我們有口福，恰好還有兩塊，很高興我們一人一塊。吃完瓜，找個陰涼地方和耀邦同志聊天。我說：“耀邦同志，你提的兩個問題我找到了答案。當今世界上最大容量的發電機是美國造的，是107萬千瓦。我國最大容量的發電機是上海電機廠製造的，是30萬千瓦。”耀邦同志聽後說：“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乾什麼事情都要有個目標，有了目標就要去奮鬥，去趕超。”
　　如今，這麼多年過去了，耀邦同志的這句話我始終牢記著。
　　1974年9月，我從幹校被調回上海工作，但戶口問題沒有解決。1978年8月，我收到中組部苗楓林同志的來信，告知我調令已到上海。我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辦理戶口遷移手續。這次來京，是我最後一次見到耀邦同志。
　　那天晚上，我在耀邦同志家中見到他時高興地說：“上海傳說耀邦同志當上中組部部長，為知識分子解決了三件大事，知識分子都很感謝您。”他問是哪三件大事，我認真地回答：“第一，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第二，解決夫妻兩地分居的困難。第三，解決知識分子的住房困難。”耀邦同志聽後說：“那不過是我在會上講了一次話嘛。”
　　他又問：“現在上海人民吃魚多了一點嗎？”我說：“是的，比過去多了。以前漁業工人打魚多少收入一個樣，現在政策是多勞多得，所以打魚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老百姓吃魚也多了。”耀邦同志說：“那就好，多吃點魚。”離開耀邦同志家時，他和夫人李昭同志送我到門口，李昭同志握住我的手說：“祝你一路順風。”
　　在回上海的火車上，我一夜沒睡。隨著車輪的轉動聲，我心潮起伏。耀邦同志身在家中還惦記著上海人民是否多吃上一些魚，他心中裝的只有人民，沒有他自己……想到這些，我感慨萬千。火車隆隆駛去，那聲音在我聽來就好像是耀邦同志在黃湖的敲鑼聲，響徹天空，迴蕩在祖國大地上，多麼親切，多麼響亮。　　（原標題：抹不去的記憶）